季札认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末，没有资格做吴王。让他做吴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三位兄长没有一个子嗣，在这种情况下，季札才有可能接位。仅仅因为他的排行不合旧制，坚持不以坏礼为代价，来博取个人名利。

后人对季札的义歌颂不绝，实际上包括诸樊在内的三兄弟让贤所体现出来的大义同样值得歌颂。兄弟和睦，不败其家，吴国在寿梦之后突然强势崛起不是偶然的，其内在推动力就是兄弟四人友爱礼让，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历史的真理。

季札的贤与义，不仅感动了历史，也给他那位野心比西瓜还大的侄子姬光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姬光在请专诸做刺客时，针对专诸的疑问，姬光就抬出了季札做挡箭牌，说天下本就不是王僚的，就算杀之，等季札出使诸国回吴后，也不会废掉我。

从姬光的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季札在吴人心目中的地位，姬光要想在舆论上处在有利的位置，就必须在政治上继续尊崇季札，丝毫不敢少礼。等姬光弑君后，因为季札已经回到姑苏了，所以姬光不敢造次即位，还假惺惺地，说要把王位还给季札。

季札不接受三位兄长的传位，自然更不会接姬光的盘子，季札说得很清楚，“尔杀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乱也。”你姬光杀人，却让我即位，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傻子才会接招。这个侄子是什么货色，季札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姬光礼待季札，但季札从心底是不认同姬光的。在季札拒绝姬光虚情假意的让位之后，季札就来到王僚的坟头痛哭一场，这分明是在否定姬光的弑君恶行。在此之后，季札并没有再次“逃去”，而是留在朝中，这让姬光很不自在，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对姬光的王位继承进行否定。

从现在的眼光看，季札的选择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姬光通过非法手段上位，却实现了吴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灭楚，这是王僚没有做到的。季札应该以吴国大业为重，出山辅佐姬光。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总要有人出来维护，季札不捍卫传统，社会就少了一杆道德标尺，这才是季札心中最大的义，这也是后世老夫子们对季札赞不绝口的主要原因。

在季札死后，据说齐天大圣孔仲尼派学生子游去季札墓前，写下两个字，“君子”。孔子非常看重“义”，和季札一样，都在努力维护主流价值观念，从这层意义上讲，孔子和季札是同志，所以孔子称赞季札是再正常不过的。

司马迁在《史记·吴世家》卷尾史评中用了七十五个字，其中王僚、阖闾、夫差等大头王一字也未提及，却用了三十字称赞季札：“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众所周知，司马迁非常认同儒家的思想理论，实际上季札也是一个儒家，他传承的是自周公以来的旧儒，而孔子的新儒也是从周公旧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从年龄上来看，季札长孔子二十多岁，当季札于公元前544年来鲁国观乐时，孔子只有七岁。当孔子成名时，季札早已名满天下，是周公之后，孔子之前的旧儒家的代表人物。季札一生重“义”，以身作则，推行旧儒家的思想理念，这对孔子新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

讲完了季札，再来讲豫让。

豫让本来是应该放在《春秋刺客篇》中的，专诸、要离都是豫让的前辈同志。之所以把豫让和季札同篇，主要是因为虽然三人同为刺客，但性质完全不同。

专诸是贪图姬光许给他的封其子为上卿的大富贵，他和姬光之间是典型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要离，纯粹是个神经病，什么都不图，用全家人的性命拼掉了和自己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庆忌，二人和“义”是扯不上关系的。

豫让行刺赵襄子赵毋恤，既非图名，也非图利，只是想为曾经对自己恩重如山的旧主智伯报仇，这才是大仁大义。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的那些刺客们，也只有豫让才有资格称为义士，其他人全是糊涂蛋子，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活。

司马迁在名篇《报任安书》中曾经提到一个著名成语，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实际上这句名言的版权所有者就是豫让，司马迁只是免费借用了一下。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几十载春秋轮回而已，总要留下一点什么，才不会觉得遗憾。有人给儿孙留下了万贯家财，有人给后世留下了千古骂名，豫让留下的则是“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