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毛奇龄《经问》已据《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又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以证该书原出战国。其后汪中撰《周官徵文》，也举出《周官》成于先秦时的六条证据。除上引窦公所献者外，尚有《逸周书·职方》、《大戴礼记·朝士篇》、《札记。燕义》、《内则》、《诗·生民》传等所引《周官》各官职文。王国维又补充了《礼记·玉藻》所引《春官·占人》职文。有这些证据，知《周官》为春秋战国时已有之书无疑。

战国时，儒家如孟子、荀子均未提及该书，两人所谈许多制度亦与该书有异。如孟子的井田与《周官》沟洫制不同；荀子的《王制篇》所举官名与《周官》亦有别；两人都主张关市不征，与《周官》之苛敛尤不同。可知此非儒家之书。《周官》的六官取天、地、春、夏、秋、冬为名，虽是受了《管子》的影响，但它不配成五官而为六官，应是在战国五行说盛行之前，仍循周世六卿成规。

《周礼》中各个官职的职掌，有不少出于战国制度，最主要的有：其一，春官祭五帝、祭天、地、日、月之礼。其二，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三，天、地、夏、秋四官都要在正月公布法律；法家所制的什伍相连坐见于地官；作内政寄军令亦见于地官及夏官。其四，江永指出地官载师及司稼已非八家同井之法；又地官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与《汉书·地理志》爱田下孟康所云“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同；地官遂人的沟洫之制亦为开阡陌后之事，又授田“余夫亦如之”，不再依春秋以前宗法制财产由长子继承之制，余夫（庶子）与长兄所得一样，亦即商鞅之法，等等。其他属于战国之制者尚多。

大致可以这样认定，《周礼》只是一部官制汇编，成于春秋时代。后来给每一官职填写职掌时，除录存了春秋资料外，还录进了很多战国资料，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虽然后来还有极小部分汉代资料掺杂进去，如九服之制、昊天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五岳之制等等，但不影响这部书原是先秦旧籍。

《仪礼》

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按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翠《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礼记》

战国至秦汉时期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汉代把孔子所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解说“经”的文字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篇，称为《小戴札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札记》，并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遂升为经。这篇内容涉及面较杂，一部分是《仪礼》各篇的“记”，如《冠义》、《昏义》以下篇，即解说《仪礼》冠礼、婚礼各篇；有关丧服、祭法的近篇，也是解说《仪礼》相应篇章的；而《奔丧》、《投壶》则是《仪礼》所失收的古代典礼仪节文件。书中还有一些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篇章，其中《礼运》、《乐记》、《学记》等直接录自儒家旧籍。此外，还有录自诸子的《月令》等篇，及汉代儒生追述周代制度的《王制》篇等。唐孔颖达据以撰《礼记正义》卷，南宋时和郑注合刻为《礼记注疏》卷。宋代理学家选出其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作为儒学基础课本。同时卫浞纂《礼记集说》卷，以资料丰富著称。元陈澔滞有《礼记集说》卷，为求浅显，有所删改，明人用它编为《礼记大全》卷。清人治《礼记》的也有十余家，但无名著，惟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卷以资料繁多见称，而朱彬的《礼记训纂》则较为简明扼要。

《大戴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