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策：即史册。

贞观初年，太宗对主管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近来看前、后《汉书》上载录了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等，这些文章既辞藻虚浮华丽，对于勉励劝诫人也没有什么益处，为什么还记录在史册上？如果有人上书论述政事，只要文辞中肯直率，可以裨补于国事政务的，不论我是否采纳，都要详加记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著作佐郎：著作局属官。《新唐书·百官志二》云：“著作局。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二人，从六品上。”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专掌史任。邓隆：相州（今河南安阳）人。贞观初，召授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顗、庾安礼、敬播俱为修史学士。后改著作佐郎，历卫尉丞。编次：按一定的次序编排。

梁武帝父子：指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和其子萧统。梁武帝，名萧衍，字叔达。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可以说是堪称翘楚；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萧统，为梁武帝长子。美姿容，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为人仁孝，崇尚俭朴。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招集文人学士，广集古今书籍三万卷，选编成《文选》三十卷，世称《昭明文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陈后主：即陈叔宝，南朝陈皇帝。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隋兵南下时，恃长江天险，不以为意。祯明三年（589），隋兵入建康（今江苏南京），被俘。后在洛阳病死，追封长城县公。

贞观十一年（637），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将太宗的文章编辑成文集。太宗对他说：“我制订的政策、发出的诏令，如果对人民有好处的，史书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不朽。如果处理的事务不师法古人，扰乱国家、对百姓有害，虽然文章辞藻华丽，终究会被后代耻笑，这不是我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和陈后主、隋炀帝，也都有文集，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多不合法度，国家在短时间内就灭亡了。凡是做君主的只在于道德品行的修养，何必要从事文章的写作呢？”太宗最终没有允许编辑文集的事。

礼乐第二十九

礼乐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愚弄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穿在各种礼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因此礼乐是纲常伦理的关键，是处理人际关系、调整君臣秩序的原则。古代帝王常用兴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太宗诏令改革礼制，自身躬行不辍，并用礼法教诫诸子大臣，懂得“礼乐”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太宗认为“礼乐之作，是圣人象物设教，以为撙节”的，因此他诏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刊正姓氏，撰为《氏族志》，其目的在于“崇树今朝冠冕”。他还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使识嫁娶之序，务合典礼。”本篇着重记载了贞观君臣在这方面的许多言论，以及修定礼乐制度的各种举措。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诸帝，皆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